事实上，这种学习压力早在幼儿园阶段就已存在。

　　笔者的孩子4岁时，幼儿园就安排了学习写字，并且要求晚上回家后要把一个字重复写满一张纸。姥姥无视这种规定，都是自己先把那张纸四周都写完，只留下最中央的几个字，等孩子玩耍后有兴趣了再写。即使这样，一到了该去幼儿园的早晨，在幼儿园里还算受宠的孩子还是不肯去幼儿园，每每都是涕泪纵横着可怜兮兮地上路。

　　5岁时，我带孩子去了挪威。在那里，他是幼儿园里惟一的外国人，根本不会挪威语，我很担心他去了是否会不开心。没想到，没两天他就对我说希望能晚点接他，以便呆在幼儿园的时间长一些。有时路过幼儿园，能看到孩子们不管刮风下雨都在户外，骑在男职员（那里不叫老师）身上满院子跑。我切身感受到，孩子是否来到这个世界、在哪儿降临到这个世界是他无法选择的，但他有权利获得快乐的童年。

　　美国人曾用快乐指数测算各个国家的人的快乐程度。

　　结果显示，缅甸人与人均收入比缅甸高几十倍的新加坡人的快乐程度相同。在亚洲，日本人在最不快乐方面拿了第一，中国人则稍强于日本。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急起直追要缩短与国际的差距，经济上有了不俗的业绩，但一个国家的强盛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公民素质；而公民素质的提升绝不是在高压下能取得的，古语里的“揠苗助长”就反映了先人的自觉与清醒。

　　但现在，竞争遍布在我们周围的各个角落，以成败论英雄，用结局反证过程，将竞争扩散到原本更应追求和谐的地带。在这方面，美国式的竞争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异常深远，而欧洲大陆那种迟缓、协调与超然，却因那里的经济实力不太惹眼而被置于一旁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只看第一的独特社会心理。人们对奥运会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赞颂有加，而对银牌、铜牌获得者则热情锐减，这与奥运会注重参与以及更高、更快、更强（而不是金牌数量更多）的人文精神是背道而驰的。把这种竞争意识与手段带到孩子的天地里，“残忍”而“肆意”对待儿童特有的年华与生活方式，可以想像，孩子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。

　　知识经济如今已被一些急功近利的国人当做泡沫化的产物而淡忘，但知识经济核心的理念———学习如何学习，以及该形态所倡导的终生学习等思想却潜移默化于社会生活当中。如何学习呢？

　　最形象的大概要数前国足主教练米卢的“快乐足球”。是啊，足球是快乐的，并不是用来殊死较量的。推开去，奥运会应该是快乐的，金牌并没有那么巨大的承受力；工作应该是快乐的，仅仅为了糊口的工作难以长久；生活应该是快乐的，闷闷不乐的生活状态无异于行尸走肉；学习也应该是快乐的，带给儿童的绝不应当是困难或障碍状态的普遍和旷日持久。